【翻译/观察者网吴迪】在过去的6个星期里，“黄马甲”（gilets jaunes，黄色背心）占领了整个法国。尤其是在周末，大约5万到30万的法国人都受到动员去参加了（注意法国的总人口只有6500万），这些“黄马甲”运动的参与者造成了道路交互与通行的严重堵塞，并持续发酵出一系列后续效应，几乎每一个法国人都受到某些特定的程度的影响。
法国人将这种行为称为“社会运动”，但我半开玩笑地称之为“反社会停滞”：一小撮少数群体对整个社会公众造成巨大损害。发动者几乎把其他所有人都变成这场运动中的人质，甚至包括那些完全不相干的人。
然而，在民意调查中，大约70%的人对这场运动表示同情或赞同。在没有核心人物组织协调的情况下，这些活动分子通过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和油管（YouTube）将人们组织起来。他们用每辆车必须携带的黄色警示背心当做共同的活动制服。
然而由于法国政府放低姿态逐渐满足了人们的一些要求，超过85%的人不赞成过度暴力，并且又处于圣诞节期间，这场运动正在逐渐失去动力。
我是德国人，我妻子是法国人，我们两个儿子都有双重国籍。我们这个小家庭从2010年起就住在法国，位于法国的佩皮尼昂和西班牙的巴塞罗那之间。上次我从德国先飞到了巴塞罗那。通常情况下，我只要2小时就可以到家，但那天足足花了4个小时。我知道还有一条小路，于是我明智地在距离边境30公里外就离开了高速公路。在小路上开车时，我能看到高速公路上长达20多公里的交通堵塞，一辆接一辆的车堵在那里。那些人肯定要花几天时间才能通过边境，而在通常情况下，边境之间是没有一点监控的，那条有6个车道的高速公路也总是畅通无阻。
这一天，黄马甲封锁了边境和全国各地数以千计的十字路口和环形路。更讽刺的是，这些黄马甲惩罚的是同一家卡车公司，而此公司也是燃油成本上升的最大受害者。这些黄马甲的目的是：造成尽可能多的经济损失。通过这一种方式，他们希望得到政府对他们需求的关注。
而他们的诉求究竟是什么呢？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这场运动是由不同的人发起的草根运动。第一次是抗议对汽油和柴油增税，而燃油增税举措是法国实现气候目标的长期计划的一部分。在巴黎举行的第21届COP气候峰会顺利达成巴黎气候协议，法国人为此很是自豪。但一如往常，当改革政策对公民个人既得利益产生影响时，他们突然就不那么热心了。是的，我们要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但是你不能强迫我为汽油和柴油支付更多的钱来督促我少开车或换一辆更经济节能的车。
由于黄马甲运动没有集中统一领导，任何出于某一些原因而感到不满的人都开始加入进来并通过这场运动来发泄自己的情绪。主要的矛盾点围绕在购买力问题上：汽油价格、高速公路通行费、超速监测、税收和社会贡献、最低工资、养老金等等。许多参与者被认为是下层中产阶级。甚至连高中生也用这场运动来要求更便宜的公共交通工具和餐食。
没有共同的目标和领导，这使得谈判十分艰难。一些“代表”想要与总理谈判，然后遭到了运动内部强硬派的人身惩罚威胁，这些强硬派不希望进行任何谈判。因而他们放弃了这个计划。
让我感到震惊的是，在法国一些人很快就将不满诉诸暴力，这一点竟然得到了广泛地认同。参加抗议的人可能会以任何借口进行暴力活动。他们成功闯入香榭丽舍大道，破坏了拿破仑·波拿巴时期建造的著名的凯旋门，破坏了雕像，并在国家纪念碑上喷上了标语。汽车被烧毁，消防人员受阻，商店被洗劫一空，警察不得不使用数万枚催泪弹。而这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暴行却就没有损害这场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的受欢迎程度。
法国的罢工通常比德国更为暴力。焚烧轮胎或整辆汽车通常只是仪式的一部分。我曾亲眼目睹过，当公司破产即将关闭时，工人们把首席执行官扣为人质，或者威胁要炸毁机器。
但这次却不一样。通常，罢工是由一些工会组织的。而这些组织是可信赖的，并且愿意进行谈判。在法国，人们有集会和的权利。但他们同时也有义务告知他们的活动，以便警察可以陪同集会。然而这一次，没有一点领导，没有统一目标，也没有一点组织来承担任何责任。
事实上，所有更极端的政治派别，从最左翼到最右翼，都试图利用这场运动，宣称这些人只是在表达他们政党的要求。他们在人群中都穿着投大众所好的黄马甲，但无论如何他们都不能声称自己代表了大多数的人群，因为在正常的政治生活中，他们是死对头。
极利用这样的平台来表达种族主义和极端仇恨；一些较为温和的人用它来抗议联合国移民协定，即使连中国也采纳了该协定。
原标题：冈特·舒赫：法国“黄马甲运动”——西方发达经济体深层问题的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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